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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高力生——兼述社会大学第二期梗概
来源: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09日

    《忆高力生》由烈士高力生之子高庆远提供,为烈士高力生社会大学校友高帮杰写于1988年,刊登内容较原文略有删减。 

    高力生烈士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同志们的心中回旋。我们大家永远的记念着他。

    凡是在社会大学学过的同学,无论是第二期的,还是第一期的,没有一个不认识力生同志的。他以他开朗的性格,言行一致的为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写得的一手好文章,迎得大家对他的信任和爱戴。同学们相见时,都不称呼他本名而亲切地称他的绰号:“高老夫子”、“老夫子”、“夫子”。

    高力生同志进入社会大学学习有一段曲折的过程,这要从力生同志的身世说起。

    高力生同志1911年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高家乡。他的父亲高炳诚在省师范学堂毕业后在家乡首创“新学”(即学校)并终生从事教学工作。他在家乡有较高的声望,大家都称他为“柄诚先生”或“柄诚夫子”。他家境贫寒,一家三个儿子,总共不到四亩田地。力生同志从小聪明好学,初中毕业后为谋生计在本乡小学堂同父亲一起任教并耕耘祖上留下的不到四亩的田土。这几年的耕教生活,尽管辛苦,但力生同志丰富的经历,使他对劳动人民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这与他将来走向革命和写出较好的文学作品有很大关系。(如1945年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一堆牛粪百篇诗》反映的就是他当农民时的思想感情)。

    但是,农村贫困的生活也确实使一些有为青年难以久留,由于高力生同志同重庆大资本家潘昌猷有联姻关系,1936年高力生同志离开家乡来到重庆,在潘昌猷当董事长的重庆自来水公司任办事员。力生同志初到重庆确有一番事业心,想在工商事业上有一番作为,为此他白天上班,晚上补习会计、英语,一天忙得不亦乐乎。这时潘昌猷对高力生也很器重,不久就晋升他为科员,接着就提拔他为收费股副主任,把公司的收费大权交给了他。这时高力生同志西装革履,生活开始好转。但好景不长,1944年他经手的一笔生意受骗上当,不仅本钱未能收回,自己也身陷囵囫,被拘留审查,从此他也失去了潘昌猷的信任。他再也不是收费股有实权的主任,而成了一名挂名的“主任”了。但坏事变成了好事,力生同志赋闲打入冷宫后却使他有了较多时间学习。他从小就喜欢文学,在小学、中学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后来对新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先后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大量作品。当时“抗协”在重庆举办各种报告会、讲座,演出《日出》、《雷雨》、《重庆屋檐下》等话剧,他都无一不去参加和观看。他还读了大量的外国作家的名著,有高尔基、莎士比亚、雨果、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等。他还开始进行创作小品文和诗歌在《新民晚报》和《宜世报》上发表,这时高力生同志的思想已开始有了倾向性。

    194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胜利,在举国欢腾的日子里, 力生同志激动不已,像年轻人一样载歌载舞,逢人便讲:中国有希望了,从此可以民主富强了。他还回顾历史说,从鸦片战争以来除了奠边府战役取得胜利反而以“失败”而丧权辱国外,其余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今天是第一次取得胜利,从此中华民族可以进入世界之林了,伟大,伟大!

    之后《双十协定》的签定,《四项诺言》的发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这些都使高力生同志异常兴奋,后来他与何其芳老师谈起当时的形势时,说:确有喜鹊闹春,春天快要来到之感。

    但是,在此同时一些令人担忧之事不断呈现出来: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美军青岛登陆;美国剩余物资四处倾销,使民族工业大为不振;从南到北派兵遣将,内战乌云布满天空……这些又使高力生同志苦恼、懊丧。中国往何处去?也成了高力生同志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他听报告,听讲座,翻阅各种报刊,以图求得解答。就在这个时候高力生同志从报上得知离他工作的自来水公司(领事巷)近在咫尺的管家巷二十八号的“社会大学”开学了,这一消息使他大为振动。他说:天助我也!他决定报考。但是“社会大学”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尽管公开发表开学的消息,然而事前并未公开在社会上招生,学员基本上都是通过各种进步组织介绍报名,然后考试录取的。力生同志当时并不了解此情,只是凭着寻求真理的热情,三次来到管家巷二十八号,要求入学。但每次校方都以报名时间已过,现在已正式行课了为由婉言谢绝。于是,他找到学校负责人直接要求,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李公朴先生接待了他。李公朴再次询问了他的简历,说:像你这样有一定身份年龄超过三十五岁的人进入戴有红帽子的学校来学习,不担心你们公司开除你吗?力生同志讲,爱国何罪?求知何罪?要求进步何罪?现在我只管我自己,开不开除是他们的事,我管不着了。最后一次他向李公朴请求:我要求入学是出于一颗诚心,如果学校认为我不行,我要求作为一名试读生或旁听生即可。力生同志的诚恳态度使李公朴老师大为感动,决定破例以试读生录取他入学。从此力生同志成为了社会大学的一名学员,从此他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最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力生同志进入社大后如鱼得水,高兴极了。他每天按时到校,上课,听讲座,参加讨论,写总结,办壁报……不久他就赢得了全校师生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当时社会大学有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一位年近三十已有三个孩子的女同志,另一位就是力生同志,称“三个孩子的爸爸”,他当时也有了三个孩子。

    第一期社大开学不久就遇到了一系列政治活动,从“四八烈士追悼会”(注:追悼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叶挺、王若飞和秦邦宪同志)、“庆祝政协会议胜利”(注:这次大会遭到反动派破坏,以至郭沫若、李公朴等被打伤,即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到“声讨杀害李、闻罪行大会”(1946年7月闻一多和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反动派特务杀害)和及各种签名活动,力生同志都昂首挺胸,义无反顾地参加,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他以他的勇气和行动向社会公开表明他是已属于哪个阵营里的人了。

    进入社大后力生同志与广大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老师李公朴、何其芳、力扬、艾芜、林辰都有较深的师生关系。现已发表的《李公朴日记》,在1946年1月至3月的日记中就有四处谈到力生同志到他家商讨有关社会大学办学事宜,还多次与李公朴一道进餐。可见力生同志与李公朴先生关系之密切。力生同志牺牲后第三天,艾芜即写出哭高力生的悼文,可见力生同志与艾芜及文艺界的深厚感情。

    力生同志与同学和校务委员的关系也很好,每天课后,他都要到校务委员会看看有什么事没有,与同学们互相串门,通信。力生同志的家经常是宾客盈门。总之,力生同志在社大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在这学期后期,力生同志已经成为不是校务委员的校务委员了,这是众望所归。

    第一期社大正式行课的时间不长,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要返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关也将迁往南京和上海,为此,到四月中旬,在认真写好总结的基础上暂时停课了(详见解放前编印的《社会大学》一书,其中收有高力生同志的文章)。

    不久,陶行知校长到了上海,李公朴副校长到了昆明。本来陶行知到上海是准备在上海筹建社大,但不久发生了“李、闻事件”,陶先生悲愤之中得脑溢血与世长辞,为此,在上海办社大一事只好暂停,以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就更无望了。

    两个月内相继失去两位校长,对社会大学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社大第一期留渝的同学并未因此而绝望。他们分析了当时重庆的形势,认为社大首先在重庆复课的可能性最大。一是以吴玉章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已公开宣布开展活动;二是新华日报还在重庆;三是张澜、邓初民等大批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还在重庆。为此,同学们四处奔走积极要求复课,高力生是最活跃的分子之一(还有任梓光、章增均、尤在、潘炽昌、刘川、邬淑奎等同学)。同学们的复课要求首先得到了吴玉章、张澜和邓初民的支持。吴玉章除答应到社大任课外,还派出了张有渔(时任重庆日报社社长)、熊复(时为新华日报社总编辑)、于刚(新华日报社经理)到校兼任新闻系主任和唯物辩证法、新闻编辑、新闻理论等课的教师,以后还派出漆鲁鱼、田汉讲授新闻采访课,而吴老则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由于吴老的支持,新闻系率先复课,称为社会大学第二期。接着十月份文学、政经两系也先后复课了,从此管家巷二十八号晚上又是灯火通明,一百多名来自各条战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和骨干又集中在一起,形成为一股宏大的政治力量。

    第二期社大开学后,高力生仍在文学系学习,并选为校务委员直接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

    第二期社大是在时局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开学的。行课不久,国民党将我军从张家口的战略撤退误认为他们自己强大,打下了张家口,急急忙忙下令召开伪国大,使和谈陷于绝境。与此同时,他们在全国强化法西斯统治。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其报纸《新华时报》公开叫嚣说社会大学没有经过他们备案,是非法的,要取缔社大,还说:“每晚管家巷二十八号鬼影幢幢,一百共产党尾巴聚会于此,聍听匪首讲课,图谋不轨”云云……。妄图以此恐吓社大同学,阻止他们进校听课。但是社大同学没有一个退缩,每天吴玉章、张友渔、邓初民、艾芜等老师都按时登台上课。新华日报派来的于刚老师公开向大家宣布:新华日报与社会大学共存亡!只要新华日报存在,社会大学就存在。这对大家产生了巨大的鼓舞。

    1946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军暴行“沈崇事件”,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1947年1月重庆市一万六千多名学生也走上街头抗议美军暴行。社会大学作为发起人之一,全体师生都参加了游行示威。高力生同志也和年轻人一道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反对内战!美军滚出中国去!

    后来,社大又同重庆大学、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及育才学校一道发起“抗暴宣传周”活动。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大同路血案”发生后,高力生同志买水果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同学。

    1947年初,国民党终于终止了“和谈”。2月28日他们派兵包围了曾家岩、红岩村(注:中共代表团和原八路军办事处)和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社,限令我方工作人员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第二天,即3月1日,他们搜查了管家巷二十八号,并查封了社会大学。从此,公开的社会大学没有了,但地下的社会大学依然完整地存在,并保持青春的活力,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作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社会大学转入地下后,首先改变了活动的方式方法。过去是全校一起行动,现在除特殊需要外多是以系为单位各自独立作战开展活动,由集中行课改为读书会讨论会,有时以组织郊游的形式来进行,现在社会大学还保留有当年文学系和政经系的同学在南山“郊游”的照片。这时的高力生同志仍是社大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作为校务委员,他经常与章增扬、李延伦等研究工作。他在打枪坝自来水厂的家也常成为社大校务委员会和同学聚会的地方。

    1947年8月下旬,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章增扬因工作需要要去上海,社大各系代表40多人以祝贺文学系梁承栋同学新婚为名,聚集在梁所供职的美丰银行为其送行。章增扬建议他走后主任委员由高力生同志接任,与会者一致通过。从此,高力生同志承担起了社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重任,直到他牺牲。

    力生同志任主任委员后,确有一翻雄心壮志。他在校务委员会下成立了联络、校史、出版和复课等委员会,把一些同学分别组织到这些委员会中来。不容否认,他当时的思想有些脱离实际,以为国内局势会很快好转,和谈会重新开始,因此把工作的重点和注意力放在为今后的复课作准备上。但在以后的现实面前,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思想。

    高力生同志在任主任委员期间最大的贡献是,他发动同学为社大捐献了一笔数量不大但后来却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资金(约合现在人民币4000元左右)。在筹资活动中,杨光估、梁承栋、刘宇传和邱宏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高力生同志自己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仍然拿出了两个月的工资。

    这里有必要再叙述一下高力生同志的家庭经济情况。他作为当时自来水公司有一定职务的职员,工资确比普通职员要高,月薪约合现在人民币一百元上下(1988年度)。但他家庭人口多,除三个孩子外,还要负担父母亲的费用,因此有时经济就十分拮据。那时我住在他家里,见他常告贷于门。1947年,曾因无力重庆生活昂贵,要爱人回家生小孩,后仍因供不起在产前放弃了。为此,他节衣缩食,一本书,一包烟,几个烧饼就愉快地过一天。高力生同志很少添过新衣,后来他当了矾厂主任后,有了一件风衣和一套中山装和旧西装,但其中风衣和中山装是社大同学杨光估买来送他的。1949年高力生同志就是穿着这两件衣服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的,这套沾染烈士鲜血的衣服还陈列在烈士陵园。

    高力生同志尽管经济不宽裕,但亲朋好友如有困难一定倾囊相助。同学们偶尔聚会吃饭,多是他付款。他总是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高嘛。”

    社会大学自1946年3月1日被查封后,公开的党组织返回延安,社大一时与党失去了联系。这时社大的一些活动多是自发进行的。同年八、九月(即章增扬离开重庆前后)文学系的李延伦同志(校务委员)首先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开始在社大同学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后还在社大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从此,社会大学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了。

    当时党的工作方针是:在城市开展民主运动,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四川省川江和下川东一带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地方党的力量比较强大。为响应党的号召许多党员纷纷离开供职单位,下农村或回自己家乡参加农村武装斗争。“到农村去·到川北去·到下川东去!”成为当时有名的口号。社会大学党组织成立后也组织了一批学生党员和群众到农村去,这一时成了社大党的重要任务。

    李延伦同志成为社大党组织负责人后同高力生同志的关系更加融洽。李尊重高,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社大支持川东武装斗争的问题都互相商量互相通气。

    组织社大部分同学到川东去是一项很细致很繁重也很具体的任务。即要保证他们平安到达,又要保证他们因种种原因撤回重庆时,对他们进行隐蔽、转移和必要的物质支持。隐蔽、转移,转移、隐蔽成了社会大学当时一件经常性的任务。从1947年秋到1948年底,社会大学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下数十人次,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社大同学,也有部分地下党的领导和知名作家,都安全地进行了隐蔽和转移。为此,解放后原川东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邓照明同志对社大这段时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社会大学在重庆的存在实际上起了地下党交通站、联络站的作用。社大同学职业面广,社会联系宽,许多看来很难办的事,到了他们手里都能得到较好解决”。这个评价一点不过分,确实符合当时的实际。

    1948年7、8月高力生同志所在的自来水公司要调他到綦江县公司下属的蒲河矾厂任主任。高力生同志立即向党作了汇报。这时李延伦已奉命转移,由朱进担任社大党组织的负责人。朱随即又报告给了邓照明。后来,朱、邓二人又单独与高接触过几次。经研究,他们同意高接受这项任命,以便到那里重新开展工作。高力生同志到矾厂后,党组织就决定派周伟和邓超伦与其联系。不久,因我和高力生同志是叔侄关系,也同是社大学生,就把我从成都调回重庆,协助他一到工作。这样,矾厂就由我、周伟、邓超伦三位正式党员和高力生同志(还未办完入党手续)共同负责党的工作。

    当时党对矾厂的工作方针是:长期潜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迎接解放。高力生同志负责蒲河一带上层的统战工作;朱伟和邓超伦负责工人运动;我除了协助高力生同志外还兼管党小组的工作。开初,还比较顺利。我们基本上控制了厂里的形势,但后来出了一些问题。

    事情是由周伟组织老鹰岩矾砖厂的工人罢工引起的。老鹰岩矾砖厂是蒲河矾厂下面的一个分厂,1949年元月因工资问题周伟在那里组织罢工,二十多天都没结果。时间这样长,我和高力生同志基本上不赞成的,因此我从贵州回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赶到老鹰岩矾砖厂劝说周伟结束罢工,但周坚决不同意。后来矾砖厂会计只得去借钱来还所欠工人的工资,但借款只能满足一半,加上此人对工人傲慢无理,于是工人就将其拘留在山上。此事引起了矾厂和公司的很大震动。在这种情况下,周伟仍坚持罢工。他的活动终于引起了矾砖厂和公司的注意。矾厂的另一个主任孙孝纲亲自带乡公所的乡丁来矾砖厂强行将周伟抓走,先关押在乡公所,后来移交给蒲河矾厂。这时厂里议论纷纷,乡场上也盛传矾厂抓了共产党,于是我通知周马上转移。后来周和邓超伦以及几个可靠的工人离开了綦江,矾厂的工作暂时由我负责。

    这件事发生后,高力生同志的处境日益艰难,不久就被撤销了主任职务。我也由矾砖厂的管理人员调回公司当出纳。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对蒲河矾厂的领导权,变优势为劣势,这都是违背了“长期潜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迎接解放”的方针的结果。不仅如此,由于组织暴露,潜伏在公司的国民党特务对高力生同志的迫害日益加深,但他们没有抓到证据,就借口高力生在任主任期间有重大贪污行为,并派稽查处的范克明(特务)到蒲河查帐。经四、五天查帐没有问题。这时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1949年9月2日在重庆发生的一场特大火灾,死伤数百人),国民党当局说,救火的水来得这么迟,肯定自来水公司里有共产党。于是,公司在全体人员中进行逐个调查,最后认定高力生就是共产党并报告给了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准备逮捕高力生同志。于是,他们造谣说已查出高有重大贪污要开除他。9月下旬消息传到蒲河。我们不知是计,高力生同志更是怒不可遏,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连忙赶回重庆要向公司当面讲清楚,这时应是10月上旬。第二天,高力生找到总务科长质问为什么开除他,根据什么。总务科长无言以对。但高力生同志回公司的事被稽查处的特务报告给了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二处。他们立即派若干特务乘吉普车前来,封锁了公司所有出口,在高力生准备离开时将其逮捕。从此高力生没有下落,直到解放后才得知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伪西南行政公署二处监狱。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在狱中高力生同志仍然达观如故,谈笑风生。

    此时新中国已成立月余,解放军也逼近重庆,国民党政府在撤离前,策划了对关押在白宫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大屠杀(即“11.27”惨案)。同时也对关押在西南公署的革命志士进行屠杀。1949年11月28日下午8时,高力生同志在重庆老街国民党西南公署第二处防空洞内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7岁。两天后重庆解放。

    高力生同志非常敬佩陶行知和李公朴先生,在他们去世后仍努力继承他们的事业,并为此贡献了一生。他还热爱文学,写过很多好文章,曾在报上发表的《一堆牛粪两百篇诗》为其代表作。可惜他的许多遗作在他被捕以后毁于一旦。他的最后一篇作品也未能幸免。我还记得一些段落,如:

    我们总会有这么一天。祖国的土地上,烟囱到处弥漫着青烟。

    我们的工人不再饿着肚子上班。

    总有那么一天,祖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托儿所……

    人们再也看不到十岁左右的儿童穿着补巴裤儿在学校门前彷徨。

    我们总有那么一天,祖国的大地上,学生们可以自由地读屠格涅夫,再不受人监视。

    我们总有那么一天……,我们总有那么一天……

    关于高力生同志的党籍问题,众所周知他是中共党员。但是,有的同志不了解情况,总认为高力生同志是民主人士,虽然他们也很愿意承认他的党籍。其实高力生同志去矾厂工作就是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接受的党的任务。因为当时党组织的负责人邓朝伟亲自对我说过:高力生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待,正式手续办完之后才宣布。但由于高力生同志工作忙,又处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直到牺牲他的自传也未完成。高力生同志牺牲后我如实把这些情况填入了高力生同志的历史登记表。后来经过调查委员会研究决定,根据高力生同志的一贯表现同志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党龄从到矾厂工作算起。

    (写于一九八八年十月)

 

 

编辑:裴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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